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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人生存现状调查:曾被天天索贿 年轻人更想“回广州”

  ]当华裔羽毛球选手王莲香点燃雅加达亚运会主火炬时,印尼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骄傲达到顶点。这位为国家赢得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在羽毛球王国具有崇高的地位。但作为少数族裔,她和以她为代表的华裔族群真正融入印尼社会,却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斗争。少数族裔与原住民族裔之间的相互融合,构成了印尼今天的样子。

  雅加达的唐人街看上去就像是珠三角地区的小号翻版零食批发、中药铺子、港片碟店、黄历书摊……音像店面前排着队,唱机里奏出“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往来之人说潮州话、客家话,还有印尼语。

  卖卤羊蹄的杨水山看到我们,使足了劲儿说出了“CCTV4拍过(我)”。看书摊的赤脚老头眼中透出难以捉摸的神色,用清晰的普通话问:“中国来的?”

  所有的商品都很熟悉,“都是从中国来的啦,哪可能不从中国来?”陈冰泉说。除了华人,经常光顾唐人街的是当地的小零售商。

  40岁的陈冰泉是印尼第四代华裔,他的父亲陈明宗说,陈家世代经商,“天生就会做生意”。

  唐人街尽头是香火鼎盛的金德院。此前的火灾使得一部分供奉不得不放在临时建筑里进行,但丝毫不影响前来朝拜之人的虔诚。

  “中国是我们的祖籍国,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是血缘关系,我们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可是我们效忠的,是印尼。”印度尼西亚《商报》总编辑、69岁的邝耀章说。

  “下南洋”的华人,依靠天生具备的做生意天赋安身立命,以勤勉回馈印尼丰盛的物产;也随着印尼社会的整体命运一道,小心经营,努力传承,维系着经年式微的文化符号印记。

  鼓舞人心的标语出现在公交车站、大型商场、由红灯区改造而来的大公园、把荒地包裹起来的临时墙壁等各种各样的建筑上。印尼人从赛会的举办中感受到国家崛起的力量,但城市交通、河道治理等方面的弊端却被外界诟病。

  邝耀章觉得,如果华人省长钟万学竞选连任成功,雅加达办赛,会有更好的观感和体验。

  钟万学是近年来印尼政坛的炙手可热的人物。佐科维多多竞选雅加达省长成功,钟万学是他的副手。后来,佐科竞选总统成功,钟万学自2014年起执行省长职能,到2017年竞选连任。

  掌管雅加达期间,钟万学有超过7成的满意度,但双重少数(华裔、基督徒)的背景却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2017年,钟万学竞选失败,并因“亵渎《古兰经》”获刑两年。他的支持者期待着他出狱后重返政坛。

  “他像罗宾汉一样,劫富济贫。”邝耀章说。钟万学对占有大片土地的富人征收更贵的土地税,而减免穷人的土地税;他为了整顿雅京的市容,禁示在礼宾大道上摆摊子或摆地摊,拆除大道上的违章建筑物,禁止摩托车进入礼宾大道;重拾被搁置了30多年的地跌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

  “比如亚运村门口的臭水沟,应该是把垃圾挖走,用海水灌进来,要这样清理。钟万学执政的时候,就会把垃圾挖走。现在的省长已经好久没有在挖了。”邝耀章说。

  钟万学曾雄心勃勃地表示,2018年整个雅加达将焕然一新、完全改观,成为一个与其他先进国家城市一样的智能城市。

  印尼前工业与贸易部长Luhut B. Pandjaitan在2016年时曾有评论:“我希望印尼人民能够接受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华人在我们争取独立时尽了很大的力量,我认为不应该再有种族或族群的歧视。现在印尼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内阁里曾有数位部长是华裔人士,如前经济统筹部长郭建义、前创意经济与旅游部长冯慧兰。特别当今引起多方讨论的雅加达省长钟万学,当初他被人诅咒,现在人们尊敬他,人们不再看他的种族、宗教、族群,人们看到的是他做得比别人更好,他做的事对光大的社会有益这才重要。”

  但随着钟入狱,华人参政的疑虑重现:“钟万学事件给有意参政的华裔很大打击,因为无论你做得再好,但不是回教徒或不是原住民,很难被接受或被认同。虽然会获得一部分正义人士的支持,但敌不过大部分的回教徒。”邝耀章说,“钟万学事件提醒印尼华裔,讲话处事要小心,排华事件随时会发生。”

  作为棉兰商界代表、印中商务理事会苏北分会会长的陈明宗,除了“对政治保持建设性关注”以外,也“力所能及地支持和引导华社青年一代参与政治”,例如,支持医生陈金扬竞选棉兰市市长。

  “我跟他讲,你要上进啊,不要跟人家要钱。”陈明宗说,“他说他们有很多补贴的。国会议员出差是可以做头等舱的,他都坐经济舱,省钱。”

  争取参政议政的权利,是印尼华人在争取平等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在印尼,由于历史原因,华人曾经受到排斥,在职业选择上不得涉及工商业以外的领域。

  陈明宗出生的年月,印尼的独立战争刚取得胜利,国内经济落后,原住民与华人之间对立严重。

  在困难时期,经商天赋和一贯的勤勉发挥了功效。陈家通过从事机电进出口贸易做到原始资本积累,进而进军建筑材料领域,从国外进口水泥、钢丝、钢筋在印尼销售,还兴办工厂,家族生意逐渐在印尼站稳脚跟。

  高中毕业,陈明宗考入共和大学,该校的创办人之一萧玉灿亦是印尼国籍协商会的主要领导。

  “为什么你们国籍协商会(LOGO)要放莲花?”警察自问自答,“就是因为你们华人头脑坏了,藕断丝连啊!”

  苏哈托在位的32年中,政府对华人实行的政策是歧视性同化,除了取缔华校、华文媒体之外,还令华人必须放弃中文名字,不得在公共场所举行庆祝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各种节日活动,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各项祭祀仪式和活动只能在家庭或个人的范围内进行。

  华人受到的歧视体现在跟其他族裔、政治派别的日常交往中,“跟你握手他都怕,好像我们的手很脏一样。”陈明宗说,“那个时候拿中文书被警察看见是抓你去坐牢的。”

  唯有讲话是没办法阻止的,“但是在他们在场的时候,我们不讲的。我们就静静地,假装哑巴。”

  著名羽毛球运动员王莲香花费了7年的时间,直到2000年才取得印尼国籍证明书。除了支付正常的手续费外,还要额外付给政府部门有关官员一笔“劳务费”,“没有‘劳务费’,休想把事情办妥。”

  奥运会羽毛球男单亚军叶诚万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他于2001年申请国籍证明书,几经波折,都未成功。

  司法和人权部行政司长拉姆利回忆,2002年5月,时任总统梅加瓦蒂在得知,叶诚万夫妇还没有领到印尼国籍证明书后,当即指示,要在一个小时内解决。结果,司法和人权部在几分钟内就签发了叶诚万夫妇的国籍证明书。

  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限制,使得华人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上,历经三十多年,也成为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他们说,华人现在变成经济动物,只懂得赚钱,其实华人也是没办法。”邝耀章说。

  “苏哈托来的时候,虽然我们觉得他不大好,但我们还可以做生意啊,得过且过。”陈明宗说。

  华人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会引发社会的一种情绪,甚至传出“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说法。

  根据苏汉迪纳达博士所著的《华裔在印尼政治及经济里扮演的角色》(2009)一书,“1000万华人中有26万是小商人,6000名中等企业商人,及200名大企业商人。”

  “华裔被认为控制了印尼的经济是错误的想法,是前政府限制华裔在政治上活动及成为公务员的结果。其实,只有3%的印尼华裔是大中小企业家。”印尼前工业与贸易部长Luhut B. Pandjaitan说。

  陈明宗的公司早在1990年就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名员工的大型综合建材企业。企业中,华人所占的比重不高,大约为1/6,“只是管财政之类”,做工的多数是印尼人。在雅加达陈家经营的小酒店,陈冰泉是唯一的华人,当然,是老板。

  “印尼人当然会(有些仇富心理)了。我们华人一般在百货公司什么的,花费是比他们大。但是他们也知道,做工的也是印尼人,如果商店关了,也是印尼人没有工作做了。”陈明宗说。

  印尼的劳工保障完善,一般做工四五年,只要不做违法之事,雇主若要解雇,必须支付30个月的工资。雇佣关系中,偶有小的烦恼,比如在工厂,只能实行完成工作量即有补贴的正向鼓励措施,完不成定额的惩罚措施无法推行。但整体来说,不同族裔之间因着共同的利益牵连,能够和谐相处。

  “(华裔和原住民现在)融合得比较好了。”邝耀章说,“经过这几十年,原住民的经济状况好转很多,政府对他们有很多优惠保护,所以他们不会太穷。不像以前,他们很穷,华人因为很会做生意,很有钱,经济上的隔阂使他们没办法融合在一起。”

  在雅加达的酒店、场馆和餐厅,不时就会有印尼工作人员用中文回应我们的英语询问:“如果你不介意,我也会说中文的。”

  邝耀章观察到,近来印尼社会出现了一种现象,华裔的年轻一代在学习外语方面,更倾向于选择英语而非中文,因为前者更容易且应用广泛。有些传统华人家庭里的孩子耳濡目染习得的中文,已经不具备书写的能力。但在印尼原住民中,反而有一股学习中文的潮流,因为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在商业交流中华语比较实用。

  邝耀章儿时在教会学校求学,只有那里还保留着一本中文的书《圣经》。

  中学毕业后,邝耀章去台大念了机械系,回到印尼在工厂里工作。等到中文解禁,要恢复华文报刊和媒体时,懂华语的人才已经很难寻觅,他被从工厂里挖了出来。

  数十年华文教育的断档,导致如今华文媒体读者的主力军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家,以及中资企业、台商、港商、新加坡商人等。媒体从业者也稀缺。印尼《商报》有员工70多人,分布在三层的小写字楼里,门面也并不显眼。

  “找不到大和尚,把小和尚找来当主持。”邝耀章这样描述自己被拉进媒体行业的原委,“一做就是二十几年。”

  小时候吃饭,左撇子陈冰泉每每把筷子放到左边,母亲都要打他的手。爷爷觉得在印尼没有华校读是大事,带着孙辈的孩子们连同印尼佣人,一起去了新加坡。如今的陈冰泉会说国语、闽南话、粤语、英文、印尼线;跟佣人学的。

  老一辈人保持与宗祖联系的方式很多,经营宗亲会,修建祠堂和庙宇等等。此前回到福建,陈明宗还大修了祖宅。只是回到老家安溪才发现,“我们的闽南话,夹了印尼词,要慢慢慢慢说,互相才能听得懂。”

  上世纪70年代,陈明宗的父亲陈荷兰联合朋友在香港买了两栋公寓,免费供人短住。那时候很多华人从海外回国,必须在香港拿签证,要等上两三天。公寓就是提供给等签证的华人暂住,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2004年,印尼发生大海啸,棉兰距离受灾中心班达亚齐较近,成为主要的救援站,陈明宗把自己的酒店免费提供给中国的救援队使用。当中国救援食品在当地遭遇生产日期被当做过期日期的误会时,陈明宗又充当了中印双方沟通的桥梁,及时对当地澄清了两国标注日期习惯的差异。

  按陈冰泉的话说,陈明宗一年“可能五六个月都在中国”,多的时候,一年能回去福建老家10次,而他只跟父亲回去过一次。

  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回广州”,“他们老一代去那边就是要泡在菜市场什么的,我们哪里要去?!我们要去夜店、海底捞,对不对?”

  陈冰泉大学学习的是飞机技术,毕业后在澳大利亚工作,十几年来“过得太舒服,没有创业的精神”,遂决定回到印尼。跟老一辈不同,他对中国的认同并不来自于传统的家族情感了,而是对效率和实用的追求。

  “我们买做工厂的机器,机器有问题,你给洋人讲老半天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中国的(机器),你跟中国人讲一半,他们就说,哦我知道什么情况了。你晚上十点十二点打给他他也会回你,他有看微信和电脑,看到就马上回你。”

  陈明宗的六个子女中,只有两个在做跟家族相关的生意,一家之长也都随他们自由发展。他一把年纪还翻山越岭下矿勘察,前几日还到棉兰东南部的海边小镇丹绒类东。

  在当地,陈明宗发现,连酒店都没有的落后渔村,却把舜帝公庙和传统节庆做得很隆重,钱款皆来自捐献,多达16亿盾(合人民币80万左右),有的人家里只养几只小渔船而已,但捐款一出手就是1亿盾。

  “我们是为了子孙的,如果没有拜神拜祖宗的庙宇,华人的文化就没了。”当地华人说。

  在丹绒类东,晒干的小虾米每公斤合人民币15元,小虾干每公斤合人民币50元,而加工过的虾干零食,200克可以卖到4美金。陈明宗看不得这样的生意没人做,特意去跟中国驻棉兰总领事馆提建议,希望他们能介绍投资商来小镇,进行食品加工,“渔民受益的。”

  当华裔羽毛球选手王莲香点燃雅加达亚运会主火炬时,印尼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骄傲达到顶点。这样的荣耀,所有国民值得共同享有。少数族裔与原住民族裔之间多元共存、相互融合,才构成了印尼今天的样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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