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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大人物李光耀摆脱殖民独立治国 铁腕缔造新加坡奇迹(组图)

  亚洲硕果仅存的20世纪反殖民族主义领袖、传奇领导人李光耀已走完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旅途。

  这位强悍、充满斗志、甚至被认为有些偏执的政治家,带领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仅用一代人时间,就让新加坡脱胎换骨,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跻身第一世界,成为全球最富裕、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李光耀是小舞台上的大人物,但他的格局早已不限于弹丸之国新加坡。

  对于李光耀,褒扬之词太多,贬损话语也不少。用他自己晚年的话说,盖棺论定。在李光耀身上,光环与争议、辉煌与瑕疵似乎同样显眼。他走过了漫长的、“少有人走过的路”。即使陨落了,现在要对其历史功过盖棺论定,仍为时尚早。

  对新加坡人而言,毋庸置疑,他留下了一大笔国家财富。而且,这笔财富,远胜金银。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其祖父李云龙当年是新加坡航运界的“老大”,祖父和父亲重视对小光耀的培养,李光耀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李光耀后来回忆说:“我的家庭、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教我怎样分辨善恶是非、教我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他们也塑造了我的性格,家庭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生涯。”

  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光耀在治理国家时显示出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源自于西方精英教育。同时他的领导风格也结合了东方儒家思想,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他表示:“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你的大脑。”

  因为学习成绩突出,12岁时李光耀被保送到当地顶尖的名校莱佛士书院,他学习出类拔萃,广泛参加各种活动,演讲能力出众。他曾作过一次题为《人生:为真理而生活》的演讲,结尾时,他慷慨陈词:勇于追求真理是人生的天职。真理最伟大的朋友是时间,最大的敌人是偏见,永恒的伴侣是谦虚。

  在莱佛士书院,李光耀遇到了自己未来的知己柯玉芝,李光耀后来回忆称,“柯玉芝在莱佛士学院时主修英文文学,而且是个贪心的读者。”“从简·奥斯汀到托尔金,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维吉尔史诗《伊尼伊德》、从《牛津食物大典》到东南亚海鲜、从马来西亚路边的树木到新加坡鸟类,她都阅读。”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李光耀学业中断。据《联合早报》报道,李光耀年少时在日军的肃清行动中躲过一劫。当时陪在他身边、帮他“避风头”的是李家相熟的一位人力车夫。

  1939年,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毕业,并通过了剑桥大学入学考试。但“二战”的爆发让李光耀不得不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李光耀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从上世纪40年代到后期,李光耀在英国留学。

  英国的社会气氛对李光耀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影响。在李光耀看来,“那是个充满了伟大承诺的年代,英国正在经历社会的变迁,战争刚刚结束,英国政府打算为英国工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

  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他受到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展现反殖倾向。后来谈到日本侵略新加坡的那段历史时,李光耀说,“日本人的残暴,使我和像我这样的整整一代人,决心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自由而奋斗。”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三个月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隔年,李光耀在莱佛士的同学柯玉芝也进入剑桥,他们于1947年秘密结婚,一起度过了“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生”。

  李光耀1984年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称,“妻子是我力量的源泉。她令我放心,万一我遇到不测,她会好好替我带大三个孩子。她确保我的孩子得到妥善的照顾和教育。我不必为日常照顾孩子的问题操心。”

  柯玉芝不仅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还为他改写演讲稿,整理文件,更是他的精神支柱。2010年,李光耀在悼念其去世的夫人时表示,“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李光耀学习之余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49年毕业后,他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1950年,在英国的李光耀加入了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这个时期,他阅读了尼赫鲁的大量著作,研究了以色列、瑞士等小国的模式,也对马列主义、英国工党产生兴趣。

  接受精英教育,对国家事务、对政治抱有热忱,李光耀似乎注定要走上历史舞台、肩负更大的责任。

  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从事律师工作。律师事务成了他联系民众的桥梁。李光耀的大儿子李显龙1952年2月出生,同月,李光耀开始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声名大噪,由此建立了群众基础,为他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础。

  早在剑桥留学期间,李光耀就和朋友酝酿创建政党。回国后,1954年10月,李光耀参与组建人民行动党,其宗旨是不使用武力而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该党党徽上有红色闪电标志,象征勇气和行动,人民行动党又被人称为“闪电党”。在成立大会上,李光耀宣布了人民行动党的党纲,其中包括,结束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马两地的独立国家。

  建党是李光耀立足社会最重要的一块基石,铺就了李光耀的成功之路。作为党的领袖,李光耀掌握实权,在党内威望至高无上,他曾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一职长达37年。

  人民行动党获得了巫统和马华公会的支持,在新加坡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李光耀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顾及律师事务所。在家里,夫人柯玉芝正准备生第二个孩子,但她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丈夫的事业。

  1955年,当时新加坡总督下令举行“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李光耀是参选议员之一,他在《告选民书》中说:“我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专门为工人和穷人的利益而奋斗……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都会毫不畏惧地跟政府斗争到底!”

  1959年,立法议会大选投票,人民行动党获得全面胜利,李光耀以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身份担任总理,年仅35岁,是世界上少有的年轻总理之一。此时李光耀大学毕业才10年。

  一上任,李光耀就放弃了大学时候所看好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取消了一些福利,他认为不改变这种做法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他强调了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性,努力促进多元种族和睦共处。

  第一年站稳脚跟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遭遇内部分裂,部分人开始举行和反人民行动党的活动,补缺选举又遭失利,在这些危机发生时,夫人柯玉芝给了李光耀精神上的鼓励。李光耀称,“她有看穿一个人的个性的神秘能力,常常告诫我要小心一些人,最后也都证明她是对的。”

  这个时期,李光耀的一项重点工作是寻求新马合并。新加坡地小人多,与现在的马来西亚仅相隔一道柔佛海峡,历史上本是一家。二次大战期间,新加坡曾被日军占领,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成为自治邦。

  李光耀意识到,夹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出现问题,新加坡处境非常危险。1963年元旦,他发表献词,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合并满怀憧憬:“在未来的一年,在胜利的礼炮中,我们将迎来马来西亚的诞生,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但政治现实残酷,马来西亚马来族占大多数,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人民行动党的意图引起马来西亚当局的不满。最后,在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的僵局下,马来西亚决定促使新加坡退出联邦。

  1965年8月9日,李光耀含泪在电视转播中宣布新加坡从“马来亚联邦”脱离并独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这样描述:他带泪宣布……然后停顿下来,简直不能自持……他说他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怒……因为他半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破灭了……

  强邻环绕,弱小的新加坡如何自处?刚独立时的新加坡愁云惨淡,饮用水都需从马来西亚进口。李光耀曾回忆说:“一开始,我面临的问题是: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间,新加坡如何生存下去?”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要求生存,唯一办法是“刻苦干练”四字。他以瑞士为例鼓励新加坡人,“我们小国家,却有大志气,我们新加坡虽然小,但大家立志要努力建成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70年代的世界经历石油危机、通货膨胀,对逐渐发展成为远东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也构成冲击,但李光耀早在1972年世界经济刚出现衰退迹象时就已经觉察,带领新加坡政府制定《公共工程五年计划》抗击危机,1976年欧美发达国家处于滞胀时,新加坡经济已经复苏。

  新加坡独立后,人民行动党就成为组织、领导并推动本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民行动党根据地小国贫的实际国情,提出了“生存第一、经济立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施政导向。人民行动党先后拟定了四五个经济发展的五年、十年计划,包括以出口替代为主的五年计划、以高科技为导向的十年计划、以公积金为基础的国民福利计划等。

  李光耀没有夸口,他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时,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603美元,马来西亚只有约2283美元,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5.5倍。李光耀说:“我们利用一代人的时间(1965-1990年)成功地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

  发展经济只是目标之一。李光耀认为,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会法纪。

  作为公认的政治强人,李光耀从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他说:“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他说:“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李光耀排挤政敌,对西方的批评置之不理,牢牢掌握政权。新加坡设立内部安全委员会,打压政治反对势力。此举虽然受到很多人批评,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此举为新加坡政治上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在纪念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建党25周年的庆祝会上,李光耀总结了他和人民行动党多年的从政经验,六条基本原则中,除了廉政,还有一条:要赢得尊重,不要讨人喜欢,为了人民长远利益,有些政策在短期内不受欢迎,也毫不犹豫付诸实施。

  李光耀政府设计了“公民咨询委员会”和社区中心的“联络所管理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公民咨询委员会”实质上是新加坡的“区议会”,它的中心活动是反映民意,并与政府一起研究如何实现民意、满足民众需求。它作为新加坡政府的重要支柱,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光耀还牢牢抓住了工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会闹得如火如荼时,他成功地使工会成为人民行动党的有力支持者。

  为了建立高效政府,1965年10月26日,在脱离马来西亚两个半月时,李光耀以“不容公务员偷懒取巧”为题,向高级公务员发表讲话,强调高效率公务员对建国的重要性,强调只有工作表现好的人才能得到擢升。对偷懒取巧的人,他说“我将会对你不客气”。

  1966年,独立第二年,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加坡没有资源,要想发展,只能靠人才,靠科技,要抛弃不符合新情况的旧观点。

  新加坡独立伊始,李光耀就竭力让新加坡不同于邻国。他决心扫除类似其他国家的那些弊病,“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一旦我们达成一份协议或作出一个决定,我们就要坚守下去。我们要给投资者创造一个可靠、可信的形象。我们要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世界级的服务人员,所有人都接受英语教育。”

  在李光耀执政之前,新加坡贪腐盛行,他上台后,大力惩治贪腐,他告诫下属,“新加坡的生存,全赖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他指出“廉洁的政治环境,是我国最宝贵的资产”。他以身作则,常常一身白衣白裤,以示自己的人生清白。如今的新加坡,社会法纪彰明,以制度反腐,高薪养廉而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之一。

  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成立,李光耀一直担任新加坡总理,直到1990年交棒给时任副总理的吴作栋。2004年,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接任总理。

  在执政期间、甚至是退休后,李光耀都活跃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认为,新加坡属于蕞尔小国,但在亚洲乃至世界上又独具影响,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光耀。诚然,这一奇迹绝非一人之功,本身亦非十全十美。但作为新加坡奇迹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功不可没。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是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进步的捷径”。而且,这条“进步的捷径”稳定且可持续。

  2011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次。李光耀当年5月宣布辞去内阁资政。他说:“我知道,要是我停下来,我会老得很快。”晚年的李光耀总是体力充沛,并坚持通过游泳等方法对抗衰老,但或许更能使他抵抗岁月侵蚀的,是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

  即使是强人,也不是岁月的对手。在完全退休前两年,他曾出现外围感觉神经病变,走路时难以维持身体平衡。当时,李光耀表示:“坐轮椅的人能做贡献。我还有两条腿,也能做贡献。”

  曾有记者问李光耀希望自己如何被后人铭记,他说:“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李光耀说他自己知道,并不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说:“我必须做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论定,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晚年的李光耀或许是孤独的,夫人健在时,他们常常在景色秀丽清幽的花园散步,在园内留有不少珍贵回忆。他回忆说在其妻子最后的这几年里,陪伴他数十年的太太因中风无法说话,这使他感到黯然。

  按照李光耀的线岁时,已意识到,“同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满足相比,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都是转瞬即逝的”。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我要对好几百万人的生活负责。新加坡……一定会活下来。

  政府会给每个人一个瓷饭碗,但如果你自己打碎了这个饭碗,就只能自己为自己负责。

  最后一片叶子,将在什么时候飘落?我感到活力和精力在慢慢衰退……但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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